日军曾在珠海三灶制造大屠杀 国人头盖骨堆积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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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周年抗战胜利之四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78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昨日前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伟大胜利历史贡献》。78年前的今天，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在卢沟桥一带打响。关于华南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地方，此前，有学者认为1938年10月19日发生在增城的中国守军与日军正面交锋是“华南抗日第一枪”，但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珠海三灶游击队袭击日军驻定家湾盘古庙一个岗哨才是“华南抗日第一枪”。
据珠海地方志记载，日军曾于1937年10月24日、11月1日，1938年3月18日（农历二月十七日）三次入侵三灶岛，并制造了惨无人道的三灶惨案。面对日军惨无人道的屠杀政策，三灶居民不断发起抗争，令日军寝食难安。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统一组织，这些抗争只是民众自发的小规模战斗，且未见诸国内现有史料，倒是三灶日军对此记录颇为详细。
日军《三灶岛特报》称，1938年5月至10月遭遇多起中国游击队袭击，如6月19日，在大横琴岛（北部为葡所占）附近进行装卸作业的船只被跟踪，并遭受机关枪、步枪等武器猛射。6月22日，一个士官从三灶街本部因公返程途中，在中部山区遭受敌人袭击身亡。7月20日在本岛西南端横石基哨所至新村哨所间执行警戒任务的三名士兵受到约10名便衣部队的袭击，两名身亡，一名负伤。9月24日凌晨3点左右，“因雾气弥漫，能见度仅20米，约20名敌人趁着夜色袭击了小哨，虽立即进行了反击，并将其击退，但仍有一名哨兵身亡”。游击武装的频频袭扰，让三灶日军极度不安，在特报中称，“敌情不断，形势严峻”，为此频向上级求援。
时任三灶日军翻译的台湾人罗时雍后来在其撰写的《罗时雍回忆录》中这样介绍，4月（农历三月），珠海三灶有游击队袭击了日军驻定家湾盘古庙的一个岗哨，游击队在夜晚先干掉了哨兵，然后从门口向屋内射击，几乎全歼一支派遣队，军用电话线事前也已被切断，派遣队的武器弹药事后都被拿走了，“后来是幸存的重伤者勉强跑到附近的派遣队，才弄清楚所有的情况，于是便有了扫荡计划”。
日军随后展开报复，找不到游击队员，便实施“三光”政策，屠杀手无寸铁的三灶平民泄愤。
三次登陆，将三灶作为侵华海空军基地
1937年8月开始，广州、佛山等华南重镇以及粤汉铁路、广九铁路等连接外援进入内陆的交通命脉接连遭日军狂轰滥炸，死伤者不计其数，成为广东抗战史上一段惨痛记忆。其时七七事变发生不久，日军主力仍集结在华北、华东，频繁出没华南的日军轰炸机究竟从何而来？当时一度成为谜团。
答案其实就在距广州120多公里外的珠海三灶岛。珠海地方志记载，日军曾于1937年10月24日、11月1日，1938年3月18日（农历二月十七日）三次入侵三灶岛。但前两次系侦察。
现居珠海市三灶镇田心村的93岁老人郑李灿说，当时日军飞机从头顶轰鸣而过，然后撒下传单，很多村民最初以为是放毒，伏在田里，“那时我在放牛，捡起一张传单，上面写着大日本来这里，你们不要怕。”
《珠海历史回眸》一文称，随后，400多名日军分乘3艘舰艇登陆三灶，但不久又撤出，直到1938年3月18日，日军才正式以600余兵力在三灶莲塘湾登陆，把三灶岛作为日本侵略中国华南的一个重要海、空军基地。
珠海唯一活着的“慰安妇”见证人，后来成为三灶日军保健医生的92岁老人钟泉回忆，当时自己15岁，正在放牛，远远看到很多日本兵端着插太阳旗的枪上岸，村里人纷纷跑上山避难，他也想跑，但因为母亲患病卧床，不得不留在家里，“当时经常听到日本人开枪，半夜都被吓醒”。
珠海文史专家杨长征说，日军登陆三灶岛之前，大约1937年10月份就在今天高栏港的荷包岛停泊它的航空母舰，飞机最早从这里起飞轰炸广州等地，但大概是由于三灶的综合条件比荷包岛要好，比如腹地更广阔，所以日军才侵占三灶，旨在切断广东与港澳、东南亚的交通，切断中国军队接收国外援助的生命线。
珠海官方出版的《悲恨长天———回眸三灶“万人坟”》一文披露，日军进驻三灶岛后，在岛上设立陆、海、空军司令部，配备舰船、飞机，并强迫来自日本、台湾、朝鲜的3000多工人及本地农民修建了大批军事设施和一个可停放100多架飞机的秘密空军基地，用来轰炸华南地区广州、佛山等城市。
为防止走漏风声，日军派兵驻守沿海各村，日夜巡逻，切断了这里同外界的联系。后来，当日军轰炸机从这里起飞轰炸广州等城市时，中国军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这些飞机从何而来。
日军哨所被端，屠杀平民报复
除了强征本地居民干苦力，日军还在岛上奸淫掳掠，实行屠杀政策，制造了震惊一时的三灶惨案。国内文献记载，此次屠杀延续多日，但主要集中在1938年农历三月十二日至十四日。
针对大屠杀的原因，幸存老人说法不一。84岁的谭添伦认为，当时有个村民有一条枪，被日军发现，日军认为他是游击队的，整个村都是共犯，全部杀掉。也有老人说，日军杀人是为了立威，瓦解岛上居民的反抗意志。
如前所述，时任三灶日军翻译的台湾人罗时雍认为是珠海三灶有游击队袭击了日军驻定家湾盘古庙的一个岗哨才有了“扫荡计划”，“我也是为了支援这个行动才来到防备队临时任职的”。
如今，有部分学者甚至认为，定家湾盘古庙的这声枪响也是“华南抗日第一枪”，时间早于1938年10月19日发生在增城的中国守军与日军正面的交锋，后者也曾被认为是“华南抗日第一枪”。
珠海博物馆前馆长、文史专家梁振兴说，当时中山县县长张惠长组织了很多华侨捐钱抗日，每杀一个日本人奖五万块，一个叫吴发仔的壮丁队长（当时民间武装）组织了十几人据说潜水到三灶，偷袭了日军在盘古庙的哨所。幸存老人说，吴发仔原本是三灶人，日军侵占三灶后，他就逃走了。
日军随后展开报复，找不到游击队员，便实施“三光”政策，屠杀手无寸铁的三灶平民泄愤。
谎称发良民证诱骗村民集合屠杀
1938年农历三月十三日早上，12岁的李义兴正在三灶春华园放牛，一队约30人的日军进村，通过翻译说要发放良民证，所有村民必须返村，此后无良民证者将直接投入监狱。
李义兴生前回忆，自己忙将牛系在树上，一路小跑回到乡公所，那里已是熙熙攘攘。日军突然变脸，子弹上膛、装上刺刀，要求所有村民分成三组：男人、妇女、小孩，并用绳子将男人10人一组串在一起，押到海澄村。妇女和小孩则被关在村子里。
李义兴说，从中心村到海澄村是一段“九转十八弯”的山路。由于每队只有一名日军押队，无法完全顾及队伍头尾，一名20多岁的男青年在转弯时偷偷挣脱绳子躲在山边，看到先前的队伍被日军带到一个坑边。“先是用木棍打头，一脚踢到坑里。后来干脆用机关枪扫射。”男青年随后跑回村子向乡亲大呼“赶紧逃难”。
因为是小孩，李义兴第一天逃过一劫，但第二天一队日本兵再次突袭，将包括他在内的男女老少驱赶至村旁的小河边，用机枪扫射，身边的人纷纷中弹倒地，当场毙命。两轮屠杀过后，李义兴一家包括爷爷奶奶共10个亲人有6人被杀。李义兴因为身材矮小，被前面的尸体压倒在地，并未中枪，侥幸逃过一劫。
“我在死人堆里不敢动，后来听到外面没动静了才连忙爬起，往家里赶。”李义兴说，日军屠杀时母亲刚好到外面挑水，同样逃生。母子相遇后回到家中，发现年仅一岁多的小妹躺在床上，没被日军发现，于是一家三口跟着其他幸存的村民逃到附近山上。
日军出动飞机进行扫射和轰炸，上表、草堂等村庄化为一片火海。
95岁的三灶镇中心村老人刘桂喜说，日军飞机一来，村民都躲到屋里吓得不敢出去，炸了一轮后，村民往山上逃，我的手臂被炸到了，但终于逃到后头山上躲避，把命留下来了，“当时被炸到没办法了，只能任它流血，到山上后拿山草药敷上。”
三灶大屠杀确切人数难以统计
多少人死于三灶日军大屠杀？目前仍存有争议。《悲恨长天———回眸三灶“万人坟”》称，三天时间被屠杀的村民2386人，共有36个村庄、3264间房屋、64艘渔船被焚毁，“岛上残垣断壁、尸横遍野，三灶岛变成了一座荒凉的死岛”。
也有资料称，除了被直接杀害的，逃到山上饿死、病死者也有数千人。
2014年底首度在国内发现并公开的三灶日军呈送上级的机密战报《三灶岛特报》称，“事变前岛上约有12000名住民，自帝国海军占领后，大部分岛民逃亡大陆，再加上4月中旬在北部地区进行扫荡后，现在南部居民残余约1800名。”
日本《名护市史》则称，岛上最初有2万多人，后只剩1500到2000多人。冲绳名护是日军侵华期间向三灶输入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当时日本以高额奖励鼓动民众到中国“开疆拓土”，包括给移民者发放25日元的安家费，提供农具，购买牛猪鸡发放补助金，一天还有两三日元工资，而在日本国内当时的日薪仅30到50钱。
但特报将日军屠杀平民的行径自我美化为清剿“便衣部队”，并记录最大的一次战绩是“发现敌人青龙刀5把”。
日本军官反省“为何那么残忍”
三灶大屠杀后的血腥景象即便是日本民众亦触目惊心。日本近年来出版的《名护市史》也对此进行了反省。当时年仅12岁的与那城隆幸多年后直言不讳，海军占领三灶岛的时候，破坏村庄，将当时住在那里的人们或是残杀或是驱逐。后来将破坏后残留的房屋进行修缮作为第一次移居者们的住所，“让人无法忘记的还有村落附近草丛里堆积如山的被斩首中国人的头盖骨”。
日本NHK电视台2009年制作的一部反思二战的纪录片《日本海军：400小时的证言》中，一名名叫大井笃的日本军官回忆了自己1939年大屠杀过后登上三灶的情形。
他在镜头中说：“1938年发生了三灶岛事件之后我去了一趟。真是尸臭熏天，海军在三灶岛那边建了飞机场，可是岛上还有居民，于是就把当地居民全杀了。”
他说，“总之就是从日中战争开始。人就逐渐变得只重视作战起来，只要打赢就行，那时候就是那种氛围”，“我就在想，为什么日本人就变得那么残忍了。”
2009年到三灶取景拍摄的N H K电视台一名记者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之前，日本国内民众大多认为即便屠杀平民那都是文化素质较低的陆军所为，海军素质较高，一向被认为是“文明之师”，所以他们从网上看到关于海军历史上曾在三灶进行大屠杀的消息后非常震惊。
三灶日军大屠杀幸存者口述
“日本兵说要给我们发良民证，把我们骗下山，然后两个两个拉出去，用绳子绑着，30到40个人编成一队用枪射”……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昨日，几位三灶日军大屠杀幸存者讲述了70多年前发生在他们身上或身边的那段充斥鲜血、屈辱的悲惨往事。
曾棠：原三灶上表村民，现为美国华侨，84岁
“整个村活下来的不到一半人”
曾棠：原三灶上表村民，现为美国华侨，84岁
日本兵到三灶那一年是1938年，当时我爷爷是上莲乡乡长，管理今天的莲塘村和上表村，天上先是有很多飞机飞过，然后就看到一队日本兵从金海滩（原为金沙湾）叽里呱啦地冲进来，找我爷爷。
我很怕，就钻进爷爷的床底下，但领头的矮个子指挥官低下头刚好看到我，就叫我出来又摸了摸我的头，他当时和我爷爷讲，要他告诉村民不用怕皇军，你们只要守规矩就没事。他们说什么，我爷爷只能答应。
但日本兵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后来我那些表堂兄弟，堂伯父都被他们杀了，像上表村的人，男人16岁以上到90岁都被抓了，先关在莲塘的祠堂，然后带到金海滩挖两条大坑，一条长、一条短，用机关枪杀人，尸体草草埋在坑里。
幸好我们走得快，日本兵离开不久，就逃到澳门，当时全靠一个在纽约的亲戚每个月寄钱接济我们。我后来在澳门读到三年级了，11岁那年，香港也被日本兵占领，海面被封锁，从国外汇来的钱收不到了，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困难，后来又搬去横琴，我爸爸抓鱼，妈妈砍柴，我跟着妈妈在后面捡些干柴回来烧。1944年闹饥荒，很多人一家子都饿死了，我们只好又回到三灶。
我们一家分两组，我和妹妹、妈妈先回来，留下爸爸和弟弟在外面，怕万一日本人杀人还能留个种。回到莲塘村，整个村原来差不多有一千人，后来活着的只有420多人，有一两百的男人被日本兵杀了，其他的也都饿死了。我们原来的房屋被夷平，只能到下表村一户人家借房子住。
有空的时候，我和几个小朋友会看看老家，老家旁就是“慰安所”，里面住了十几个女人，讲的都是广州话。我们有时在外面玩，她们就看着我们，但不跟我们说话。
当时岛上的日本兵已经知道顶不住了，开始在岛上大修工事，要死守三灶，我后来才知道，他们留下我们就是要我们帮着干活，我平时和妈妈给日本兵挖山洞，每天能领工钱换吃的，我们挖了差不多一年，直到1945年9月，突然有一天，日本兵吹哨让各个地洞口的军队收工，有人说和平了，大家才不再挖山洞。后来日本兵离开三灶时，把所有炮台都拆了，又用电钻机在机场跑道钻洞埋上炸药，把跑道炸烂了。
陈福炎：正表村村民，82岁
“我们被迫接受日本奴化教育”
陈福炎：正表村村民，82岁
日本人入侵三灶不久，大约1938年4月就开始建学校了，有两所，一所是兴亚国民第一小学，用来教日本移民的孩子，一所叫兴亚国民第二学校，强逼我们所有合年龄的男女进学校读书，学制是六年，学习日语，一年级刚进去可以说中国话，如果是二年级以上的，就不能讲中国话，谁要是说中国话了就要戴上“使用支那语者”的牌子，一直挂到下午放学，还会罚你冲洗厕所、浇花。当时三灶所有的村都全部改为日本的名字。
我们也要取日本人的姓名、不定期还要点名，每次点名不管狂风暴雨都要到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要被杀害。我妹妹当时就被叫做陈氏三贞子（日本语），直到日本人走了之后才改回中文名。
教员大部分是从台湾、日本调来的。我记得读一年级时，跟我一届的学生有24个，全部都是男的，每天上七节课，早上到学校先升日本人的国旗，还要唱日本国歌，毕业时每人都会领到一张“修了证书”，就是毕业证书。但我毕业时，日本人投降了，所以没有。
我们很怕日本老师，平时除了上课没什么交流，他不如意就处罚学生，我记得有一次体育课，我隔壁有个同学立正，一个日本教员突然横扫一脚打这个学生，没打到，反而打到我的脚，因为他穿长筒皮靴，打得我流血很痛，眼泪飙出来又不敢哭。教员还会用拳头打人，被打两三拳你就会趴地上。
日本人在学校附近建了一个“三灶神社”，当时石柱都是从台湾运来，神社占地有6亩到8亩，学校要我们每个星期一来这里参拜，打扫清洁卫生，要排好他们的碑。
当时日军搞屠杀，很多村都被杀光了，接着派日本移民过来，叫移民团，他们一家大小住在这里，种粮食给日本军人，他们怕我们放毒药，其中移民团的青年还要训练。
日本军人杀了不少人，我一个堂哥当时30多岁，日本人来的时候逃走了，因为在三灶有间药店，他又偷偷跑回来，在现在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海边被巡逻的日本兵发现，把我堂哥拉走，后来人就再也找不着了，我后来学会说日语，用日语问一个日本兵堂哥在哪里，对方只是摇头。
蔡槐：103岁，三灶鱼弄村民
“我从日军枪口下幸运逃生”
蔡槐：103岁，三灶鱼弄村民
日本人进入三灶之前，我20多岁，当时家人正准备给我介绍媳妇，我记得当时政府还叫我们村民挖地窖，说日本兵过来要对抗敌人，谁知日本人一来，他们自己就跑了。
不久，日本人就搞屠杀，我记得大概是（1938年）三月初十左右，当时因为害怕日本人，我们村的人都跑到了山上，后来日本人进村，托本地村民上山带话，让我们下去领良民证，有了良民证不杀我们，还会保护我们耕地。
很多人下山才发现被骗，我也被骗了，被日本兵关在一个大祠堂，11日又叫我们到祠堂门口的田里挖几个大坑，大家当时还不知道这是要挖来埋我们的。到了12日晚上，傍晚五六左右，日本人突然把我们两个两个用绳子绑手，拉到祠堂门口的田里，30到40个人编成一队，拉到田地先让大家跪着，然后开枪打，打完一批又拉一批过去，死了的人就往坑里推。
当时我们听到枪声，都知道要死了，很害怕，有一个人不愿等死，拼命挣扎要逃出去，但逃不出去还是被打死了。
我当时也被拉出去，但命大，手脚并未被绑住，而且周边都是人，日本兵一开枪，我就挣脱绳索迅速逃到芦苇塘里藏起来。后来，日本兵杀人一直到晚上9点左右，然后放火烧尸体，烧了半个多钟头，除了我，还有几个人活着出来，都一起逃到山上，躲了十几天，没有东西吃就啃树叶，总算活了下来，但我一家几十人都没有了。
我后来才听说，日本兵说我们这几条村都是坏人，所以统统要打死。我躲了一段时间后找机会跑到澳门，日本投降后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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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采写：南都记者杨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