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恺往事 重振旗鼓（1914年）

“郊天祀典越成周，监制玉冠十二旒；黄土沈沈铺辇道，行人遮蔽四牌楼。”这四句诗乃民国初年参议院议员刘成禺所作，说的是袁世凯1914年冬至祭天时的情景。

1914年是中华民国三年，这一年对袁世凯来说是人生中最为舒畅的一年，“二次革命”的火焰已经在国内全部浇灭，这年5月1日 他又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废止《临时约法》，扩大总统权限，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同日，撤消国务院。整个国家看上去已经稳稳掌控在他手中，一切事情都在按照他的想法在进行，眼见着所有的障碍被一一清除，12月23日冬至这天，袁世凯开始了人生中的最大胆的一次试探，在北京天坛举行了祭天典礼。当时社会舆论普遍认为他这是为称帝前的一次预演。就连在京城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就直言不讳地说，“1915年是洪宪元年，为给称帝作准备，袁世凯在北京天坛按照皇家礼节敬献了牺牲。”

1914年对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来说，却是革命失败陷入低谷的一个时期。孙中山流亡到日本后痛定思痛，他表示要用“以前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坚决反袁，从而完成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他从二次革命的失败中深切感到，国民党内部思想混乱，组织严重不纯，很多人丧失了革命精神，“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已不能领导革命继续前进。于是，孙中山决心重振旗鼓，从整顿党务入手，重组新党，拯救革命。1914年春，孙中山亲自确定名为中华革命党开始正式筹建。

此时的廖仲恺、何香凝和孙中山都住在东京千驮谷附近，为了协助孙中山组建新的政党，廖仲恺、何香凝频繁地来往于孙中山的住所共商大事“而且不时有一天去了三次孙宅的记录”，他们“始终追随孙中山左右，赞助甚力”。这期间廖仲恺、何香凝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他们成立通讯机关，以《民国》杂志社为联络处，调查登记流亡海外的党员地址和情况，把失散的党员重新组织起来，据记载，当时流亡在外的国民党员衣食无着，非常凄惨。廖仲恺等人为他们筹得一笔经费，每人做两件衣服，每月发15元津贴，使得这些人精神振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孙中山周围。此外，由于廖仲恺英文基础好，这一时期还充任翻译协助孙中山办理一些英文往来函件，同时也帮孙中山处理一些个人事务。

廖仲恺

廖仲恺在日本赠送友人的题词

孙中山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为加强组织纪律观念，规定所有入党者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这引起了部分人的反对。就连同盟会元老、孙中山的挚友黄兴也为此各执己见，最终政见不合、分道扬镳，后来出走美国。

中华革命党成立时留影。前排右起第二人为廖仲恺

当时，廖仲恺没有过多考虑这种入党手续的缺点，特别是这段时间来，他和孙中山经常交往、友谊深厚，他已经被孙中山伟大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精神所折服，此外，他也深刻认识到，在“二次革命”失败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纪律严明的团队，革命就不可能成功。于是，在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前的1914年5月2日，廖仲恺就立下《誓约书》，参加了该组织。之后，他又积极去做其他革命同志的思想工作，发动大家加入中华革命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至1914年4、5月，先后入党者达四五百人。

廖仲恺的誓约书

万事俱备后，孙中山于1914年7月8日在日本东京召开大会，正式宣布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当场宣誓加盟，并就任总理职务。孙中山以廖仲恺“是理财能手，便命他和张人杰（张静江）共管财政”。廖仲恺被选为财政部副部长后，由于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张静江远在法国巴黎筹款，无法执行公务，实际由廖仲恺代行其职主理党内重要财务，协助处理党务。

孙中山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提出了该党纲领，明确规定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统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继承了中国同盟会时期的民权、民生主义的革命内容；同时把推翻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作为党纲的重要内容。在总部直接指导下，国内18个省成立了支部；海外建立了39个支部和45个分支部。海内外组织系统建立后，新党员不断增加。

在此期间，廖仲恺协助孙中山为推动中华革命党的正常发展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这年9月至12月，孙中山在东京赤坂区林甫坂主持召开17次关于制定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的讨论会，廖仲恺在会上认真思考、积极发表意见。会议揭露了袁世凯妄图称帝复辟的野心，明确把军事起义定为《革命方略》的主题，将武装讨伐袁世凯放在首位。

在确定将武装讨袁放在首位后，孙中山先后派遣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等多人回国，分别在各地发动反袁起义，比较著名的有，1914年6、7月间，李国柱、雷瀛、雷英等人领导的湖南郴县、桂阳反袁起义；同年11月1日，洪兆麟又在广东惠州召集2000多人，举兵反袁；11日，朱执信在广东顺德举兵讨袁，曾率众数千人攻打佛山。这些起义都极大的撼动了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在以上讨袁起义中，身在日本的廖仲恺四处奔波、不辞劳苦地为国内讨袁军筹集军费、购置枪械子弹等物质，为讨袁斗争提供了重要的后勤保障。

1914年的廖仲恺和孙中山的关系日益密切，当其他革命党人还在犹豫的时候，廖仲恺已经毫不犹豫地立下誓约书、按下手印，坚定地追随孙中山、传播孙中山思想。从此以后，廖仲恺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越加重要，最终成长为孙中山一生革命事业的重要助手。

1914年对袁世凯来说表面上“风光无限好”，他没想到是的身在东京的革命党人已经重振旗鼓，当袁世凯走向称帝复辟的那一天起，他便“只是近黄昏”了。

（文 白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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