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漂”非洲人掘金热降温 广州生活有四“难”
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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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无论是专做非洲人生意的商贾，还是服务非洲人的社工，都感觉来穗的非洲人数量经历着高峰后的低潮
不久前，广州市官员披露，在广州居住的外国人士为11.8万人，其中非洲国家占14%左右，约1.6万人——这在民间引起热议。
比起2006年至2010年的非洲人来穗高峰期，今年，无论是专做非洲人生意的商贾，还是服务非洲人的社工，都感觉来穗的非洲人数量确实经历着高峰后的低潮：既受签证收紧、非洲经济不景气等因素影响，也因非洲人的广州“掘金热”在理性回归。
广州，活跃包容的千年商都，以海纳百川之态接纳着各地商贾。而如今，当说着流利中文甚至粤语的非洲人或顺利或艰难地过着“广漂”生活时，他们给城市管理带来的机遇、变化、问题和挑战，则需要更多的智慧去应对。
文/ 羊城晚报记者 曾璇 杨辉 实习生 孟肖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通婚
非洲女婿的中国梦
这个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刚果(金)男人，走出非洲后就再没回去，但他说一定会带女儿回非洲看看
当了15年的中国女婿，库阿拉甚至把自己的手机彩铃设成了中国歌曲。“除了皮肤是黑的，他简直和中国人没区别了。”库阿拉的中国云南籍妻子杨嫣说。这个来中国留学、工作，然后在此“生根发芽”的刚果(金)男人，走出非洲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他甚至能看懂春晚的各类相声与小品，除夕夜与家人守在电视前笑得震天响。除了非洲传统的食物FuFu(一种由玉米粉与面粉混合的手抓团子)他割舍不下，其他各方面，他都已融入得了无痕迹。
绝大部分广东人不了解刚果(金)，该国位于非洲中部，非洲第二大国，福布斯杂志2012年公布的各国收入排名中，刚果(金)人均GDP略超300美元。
50岁出头的库阿拉看起来特别年轻。在不少非洲人眼里，他算是成功留下来的典范：20多年前，他来中国留学，之后去了北京，当上了刚果(金)驻中国大使馆的“二秘”。在那里，他对朋友的外甥女杨嫣一见钟情。
“他脾气特别温和，对家人很好。”杨嫣说，自己就是被他这一点打动。为了娶她，库阿拉还郑重其事去云南向杨嫣的父母提亲。那个年代跨国婚姻不多，嫁给非洲人的更少。不过杨嫣和库阿拉的心态都很好。
“不就是出门被人家看多两眼呗。”杨嫣笑呵呵地说。
8年前，库阿拉辞职下海，携家带口来到广州，与朋友一起合伙搞中介公司。能讲一口流利汉语的非洲人毕竟不多，库阿拉的中非贸易中介生意做得不错。
粤语对库阿拉都已不在话下，但他依然被签证问题困扰。
“在广州申请吧，人家说妻子是云南的，要回户口所在地；回云南申请吧，人家又说应该在居住地申请……”这些年，他为签证问题往返广州、云南多次，杨嫣也试过在云南给库阿拉申请中国国籍，可是当地公安部门提出要在当地有至少一年的生活记录，还要有固定的房产等，折腾了一轮办不下来。
库阿拉棕色皮肤的儿子、女儿都讲中文，都已是中国国籍。
杨嫣说，确实有嫁给非洲人的中国朋友为旁人异样的眼光不开心，甚至有时在街上与人起争执，但日子总要过下去，选择了与众不同的爱情，就要承受异样的眼光。
据了解，广州市民政局每年都对涉外婚姻进行数量归口统计，但并没有专门针对中非婚姻的数量分类统计。与非洲人士通婚的许多中国女性户籍也不在广州，因此难以计算有多少中非夫妇生活在广州。在加纳学者博多莫的调研中，在广州的非洲人中有十分之一的人妻子或者女友是中国人，“在广州每年大约有200个中非混血的孩子出生，他们需要被认可”。
相比起北京，库阿拉更喜欢广州，原因就是“同胞更多”。他的公司在小北一带，每周五下班，他也会约上“同胞”下下非洲馆子或者酒吧。有恒大的足球赛时，他总会去现场，给外籍球星加油，周末他与妻子也会带上孩子们去“同胞”家里串门，而他在琶洲的家也不时有“同胞”来欢聚。这是他融入中国而又保留自己非洲记忆的方式。
他说，女儿笑笑14岁时，他一定会带她回非洲看看，“找找自己的根”，离他自己设定的这个时间，还有四年。
烧烤、香水味与繁忙的商铺
这里是中国的“布鲁克林”，是广州的“重庆大厦”
短短数百米的宝汉直街，也许是全中国非洲人最集中的区域——这里店铺的阿拉伯与英文招牌比中文字还大，这里的街道弥漫着各种香料、烧烤与香水混杂的味道，这里的超市售卖着来自非洲或者阿拉伯的食品……
这里不是纽约布鲁克林，不是伦敦托特纳姆，而是广州登峰—小北区域的核心地带。
每天往来于此的非洲商贩络绎不绝。他们中有怀揣着全家的存款与希望来“淘金”的，有混日子只求温饱的，有奋斗多年拥有自己的公司的……
广州人对小北—登峰—童心南—广园西一带的非洲人并不陌生，非洲商人甚至可以说是这里不少商家的“衣食父母”，比如新登峰宾馆的170间客房，近八成的入住率都是非洲及阿拉伯地区的客人贡献的，还有不少长租客，以每月3000多元的价格，在宾馆包房长住。这里的前台服务员使用英语的频率，比广州绝大多数五星级酒店的前台接待还要高。
在天秀大厦，走过的客商中十有八九都是深色皮肤。一至四楼批发市场的商户都靠倾销较廉价的非洲服饰、用品营生。在大厦管理处，记者看到租户在排队交管理费，其中有不少是包头巾的非洲妇女。据了解，在2007年顶峰期，600多个写字间70%的租户来自非洲和中东国家，现在受经济危机影响，出租率下降了一半。但天秀大厦在非洲商人中的名气依然响亮，被喻为“广州的重庆大厦”(香港重庆大厦以外来客商多而闻名)。大厦管理处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电脑登记档案，档案显示目前有246户租户来自非洲国家。
“我在中国的经历可以说是非洲人的范本。”尼日利亚人马东尼(音)自豪地告诉记者，受过高等教育并有合法入境手续的他，目前跟家人一起住在广州。
维也纳大学非洲问题研究者亚当斯·博多莫教授(Adams Bodomo)专门研究过在广州的非洲人，他在2013年底于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在非洲的中国人和在中国的非洲人数量都很庞大，目前有200万中国人在非洲经商，50万非洲人在中国经商。
金融危机与便利的广州
促成了全中国最大的非洲人社区
据官方统计，广州的非洲人口从1998年开始剧增。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以旅游签证过来的非洲人数成倍增长；2003年以来，在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从2002年到2007年，中非贸易增长了7倍，中国也成为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在全球经济持续弱复苏的背景下，2013年中非双边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达到2102亿美元。而广州在中非贸易中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相似的气候，便利的交通，发达的物流，以及极强的包容性，使得广州成为非洲人聚居的首选地。
一些在已经过时的东西，比如卡带录音机、二手摩托车等，在非洲销量可观，而广州货源充足且运输方便。在广州卖1元一个的打火机，在非洲能卖到人民币10元左右，而且可以直接从广州通过轮船运输。
博多莫教授则认为，促使广州的非洲社区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亚洲金融危机，许多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在那里投资的非洲人，其财富断崖式下跌。而毗邻的中国，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他们在离港最近的地方发现了商贸高度发达而生活成本又相对低廉的广州，于是越来越多的非洲人从东南亚迁徙过来，然后逐步建立了全中国最大的非洲人社区。
记者试图从公安出入境、街道、出租屋管理办公室、学者等不同口径了解居住在广州的非洲人实际数量，但各方均没有权威的数据。“我们只能说登记在册的，没有登记的怎么可能有数据？”某部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
跳板
通过广州走向世界
他们把广州当做一扇看世界的窗口，一座通往发达、文明、多彩世界的桥梁，他们在这体验、赚钱，然后离开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吉他的旋律伴随着歌声，在金麓山庄的花园里缓缓流淌。来自肯尼亚的默哈(Moha)正在弹唱，闲来无事时，20岁的他总爱捧起心爱的吉他。
金麓山庄是有不少非洲人居住的小区，这里靠近麓湖，依山而建，环境宜人。相比起宝汉直街的喧闹，是另一番天地。
默哈在广州花了四个月时间学会了弹吉他，参加了几场演奏比赛，还自告奋勇地给其他的非洲学员当义务老师。
奥斯卡影帝、非裔巨星丹泽·华盛顿是默哈的偶像，他在中国学习乐器，参加比赛，就是为去美国学习表演。他总记得父亲的话：如果你能在中国生存下来，在美国立足就更容易了。
默哈总是独来独往。他说自己喜欢广州，但又很明白，他只是过客。
并不像外界误解的那样，非洲人来了广州都不愿走，其实，就记者采访的情况来看，像默哈这样的非洲人也不少，他们把中国、广州当做一扇看世界的窗口，当做一座通往发达、文明、多彩世界的桥梁，他们来了，体验、赚钱，然后离开。
默哈来中国快一年了。2014年初，他生平第一次迈出国门，和很多肯尼亚的年轻人一样，他选择了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中国。说熟悉，是因从小他接触到的几乎所有生活用品，都是“Made in China”，也有不少中国商人在非洲经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中国人就是“成功的老板”的代名词；说陌生，因为这片土地与他语言不通、种族不同，没有亲友，前路于他，一片迷茫。
庆幸的是，他父亲在香港谋到了一份不错的差事，靠着父亲的支持，他的生存问题不似其他非洲人那样紧迫。“你也许无法想象，他们在非洲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默哈说，他的一位室友有5个孩子，他只要赚到一点钱，只留一点生活费给自己，其他都寄回家里，而这样的情况在非洲非常普遍。
入籍
吸引非洲人入籍踢足球？
“我愿意加入中国国籍，对我这样的生意人，有个中国国籍对我做生意十分便利”
有相当多的非洲人跟来自刚果(金)的库阿拉一样，在为如何留在中国烦恼。
11月19日，是40岁的肯尼亚人巴迪到广州的第二天，傍晚，他坐在小北的麦当劳里喝咖啡。“我愿意加入中国国籍，”巴迪说，“对我这样的生意人，有个中国国籍对我做生意十分便利。我正在为签证烦恼呢。”
“非洲人要是能入中国国籍就太好了！”在中国待了4年的尼日利亚人马东尼(音)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他有合法入境手续，目前跟家人住在一起。
渴望加入中国国籍的还有来自刚果(金)的留学生阿里(化名)，20多岁的阿里来广州不到两年，目前在广东工业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我当然愿意加入中国国籍。”
中国人也在讨论让一直居住在中国的非洲人的后代入籍中国。在百度的一个贴吧里，网友“ct木木夕”建议足球培训机构应吸收、鼓励生活在中国的非洲小孩子踢足球。“如果他们能入籍就可以入选国足。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培养个我们本土的‘穆里奇’呢？”网友“ct木木夕”表示，吸引外国高级人才或是特殊贡献人才入籍，在欧美国家屡见不鲜。
“广漂”非洲人生活有四“难”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杨辉 曾璇 实习生 孟肖 图/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晚上8点，暂住在佛山南海泌冲的尼日利亚人艾德才出门吃饭。艾德的签证早已过期，而最近广州对非法滞留查得很严，于是他和老乡选择了到广佛边界的泌冲、里水等地城中村居住，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搬家。
距离泌冲十几公里，广州越秀区北部的登峰村是非洲人聚集的地区。
19日下午，经过一场城管、警察的联合清理行动后，登峰街平日拥堵得水泄不通的街道空荡荡的。走鬼们收起货物，非洲人选择到城中村的角落避开警察。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员聚集，尤其是大量“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人员，给政府管理和社会治安带来了很大压力。越秀区登峰街道办事处主任袁秀全最近正忙着“六乱”(乱摆卖、乱拉挂、乱搭建、乱停放、乱堆挖、乱张贴)整治，他表示本次整治并非针对非洲人群体。
2007年，广州行政区划调整后，广东省政法委将登峰街道列为重点整治对象，当地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成立了专门的外国人管理服务站，在普法、租房、医疗、教育等领域开展主动服务，甚至还聘请了十几名非洲义工帮忙。然而，无论对于非洲人，还是对于管理者，横亘在他们之中的，绝非语言障碍那么简单。
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近30位非洲人，发现生活在广州的他们普遍面临着四大难题：签证难，租房难，社交难，看病难。
签证难
签证难拿，无法安心创业
“今年来广州的非洲人少了很多。”宝汗直街做服装生意的何姨说，“听说是政府收紧了签证。”
一谈到签证，肯尼亚商人巴迪就有点激动。巴迪几天前刚从肯尼亚飞抵广州，往返机票要1100美元，他说至少要把这些钱赚到手才能回去。巴迪在肯尼亚想申请个3个月的签证，最后只给了他1个月的签证，“1个月要好好调查广州周边的商贸中心，联系客户，时间根本不够。”
在非洲当地，前往中国的签证十分难拿。“除非通过代理人，否则很难拿到签证。”尼日利亚人马东尼(音)介绍，非洲的签证代理人很多是当地官员的“关系户”，所以较易搞到签证，但有时候他们也搞不定。首次出国的人很容易就成了“牺牲品”。
即使对于合法的生意人，签证都是一个现实问题。非洲不同国家的商会团体聚在一起开会，最经常讨论的就是签证问题。
记者采访的非洲人群体中，一般只持有三个月签证。获得签证时间最长的是中国女婿库阿拉，但也只有两年。一些非洲人抱怨，因为签证问题无法安心创业，他们的很多行为，就与没法把广州当成“家园”有关。
另外一个让非洲人闹心的问题是签证费昂贵。
广东工业大学的刚果(金)留学生阿里(化名)介绍：“我是留学生，每年签证费9000元人民币，在这里4年要3.6万元，全靠在刚果的父母提供。外国人在中国严禁打工，我不能说自己在中国打过工。”阿里说。数据显示，刚果(金)是世界上经济最为落后的国家之一，人均GDP只有300多美元。
不过阿里认为，中国签证收紧，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非洲国家自身原因造成的。非洲国家自己需要加强发展。
租房难
签证期短，没有稳定居所
非洲人拿到的中国签证，期效都比较短，这直接导致他们在租房上遇到不小的麻烦。
说到租房，每个采访对象都满腹苦水。来自索马里的祖法说，自己说的最好的一句中文就是：“房东，外国人，租不租？”他已记不得自己重复说这句话说了多少次了。一般开价1300元/月的一间房，房东一听说外国人，就要加到2000元，即使这样，也还是常遭拒绝。
即使成功租到房，也不意味着长久。由于不少非洲人的签证逗留期限仅为90天，这意味着每三个月他们必须出境一次再回来，这也给租房增加了难度。肯尼亚小伙子默哈来广州不到一年，已三易其屋。“每次都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就得搬了。”
中山大学李志刚教授在2008年发布的学术调查就显示，82.9%的广州本地居民表示不愿与黑人在同一小区居住。同样，高达69.8%的非洲人不愿与本地人在同一小区居住， 82%的被访者对当前居住环境不太满意。
看病难
没有医保，他们也病不起
“不敢病，病不起”，是不少在广州的非洲人的共同感受。他们大多数没有医保，更没有合适他们的社保可以购买。由于语言不通，有时甚至病了，他们也难以到医院求医。几乎所有与非洲人士接触过的社工、义工，都接到过他们的关于看病的求助。
近年来，有部分民营医院看中了这块市场，开始针对外国人开设了专门的门诊部，不过收费则比一般的公立医院高得多。一些中国女婿也开始买商业保险作为解决看病难的手段。
社交难
过客心态，难交广州朋友
初到广州的非洲人一般都会扎堆。第一次到广州的肯尼亚生意人巴迪，刚果(金)留学生阿里、商人库阿拉等，到广州的目的各异，但是大家都不约而同选择小北为根据地。他们习惯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跟中国人很少互动。阿里告诉记者。很多非洲人基本没有广州朋友。
语言是一个障碍。“小北好多中国人不会说英语。”巴迪感慨。不少老广根本不知道肯尼亚在哪，他只能跟老广说：大象，草原、斑马。这些是肯尼亚的代表性动物。据悉，小北地区有来自非洲55个不同国家的人，他们很少有机会与本地市民交流想法，更不必说分享彼此的生活。而且，平常也没有一个公共平台或场合可以就广州街坊最感兴趣的话题来进行对话。
作为非洲人，博多莫教授的调查显示：受访的77个非洲人，懂得汉语的人不多，仅有10个可以说，其中6个又是说的“较差”。语言不通，带来了非洲人跟广州老街坊的交流困难。
生活习俗的不同，也使得非洲人社交难。“为什么中国人见到我们，常常要捂鼻子？”而中国人的反应则是：“为什么他们要喷那么多香水，把自己搞得那么刺鼻？”
“拒载很常见。我们拦出租车的成功概率是广州人的三分之一。”一位非洲人士说，要在司机面前做出要飞机滑翔的手势，才被允许上车。“当然，我不是真的要去机场，但这是被逼的。”
据分析，在广州的非洲人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过客心态的，他们赚了钱就走，并不在乎学习中文、感受中国文化，甚至不怎么尝试中国食品。他们往来的对象仅仅是中国的生意伙伴、房屋中介、房东、附近商铺等有限的中国人。一位NGO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很多非洲人在广州呆了挺久，连白云山都没爬过，去游览过的景点也少之又少，更不要说交广州朋友了。另一类则是真的爱上了广州，希望在这里扎根，这些非洲人的社交困难相对小一些。
帮助非洲的“鱼儿”适应广州的“水土”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杨辉 曾璇 实习生 孟肖 图/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商界
不愿露面的社团领袖
因为担心“不必要的麻烦”，要么拒绝采访，要么出言谨慎
据说，非洲各国的人在广州，都有自己的社团领袖，由在广州生意做得不错的该国商人担任，人称“leader”或“president”。“他们大多年龄较长，教育程度高，生意也比较成功，如果是正常生意交往很容易打交道。”但是，由于这些外国人社团是非正式的，很多社团的负责人都不太愿意出现在公众场合，更不愿接受正式采访。
“找到这些社团负责人，就可以了解到很多事情。”卡利法笑着说，但当记者问他是否认识社团领袖，他马上摇头。
天秀大厦的写字楼里，据说有一些社团领袖的办公室，记者也尝试联系，但是一直没有人肯出面接受采访。
一名非洲人向记者透露：有个非洲国家社团的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后，由于记者在文中“不恰当”地透露了该商会负责人名字，并提及该商会负责人批评了非洲人在广州遇到的情况，随后该商人在当地的经营遭遇“节外生枝”。
为此，非洲人在广州的各个商业团体负责人要么拒绝采访，要么小心谨慎不愿出名。就算接受采访，他们也学会了一些生存技巧——说无关痛痒的话，空话，少说话，更要少说批评性言论。
尽管非洲人在广州聚居已成事实，非洲的商人普遍认为，非洲人与广州人间“对话还不够”。一位负责人说，每年他都会参加地方政府召集的会议，“他们往往告诉我们不能做什么，聆听我们需要什么的却不多”。
误区
老百姓一般会认为非洲人素质低，其实情况并非想象那样
在广州的非洲商人 四成受过高等教育
“我是合法在中国居留的，但还是有一些本地人看到非洲人就联想到贫穷、罪恶、欺诈和无家可归。有时非洲人仅仅由于黑色皮肤，就可能遇到不必要的麻烦。”马东尼对记者说，他指的是一些老百姓对非洲人的印象。
不少非洲人都说，一些有偏见的中国人将非洲人的形象定位于零售商、小生意人，甚至毒贩子，他们只对能够赚钱的商品和中国女人感兴趣。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当地不少人也有这样类似的看法——只有辍学者，才会到世界各地采购各种商品。
但实际上情况并不一样：非洲人在广州的商人群体上素质还是比较高的。博多莫的调查显示，四成在广州的非洲商人受过高等教育，包括有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工作人员，还包括教师、警察，甚至是大学讲师。
卡利法说，很多非洲生意人在广州雇佣了中国劳动者，广州很多劳动力是外地农民工，学历不高，缺少基本的工作技能和技巧。而在给非洲商人或者店铺工作过程中，这些中国人的外语水平得到了不小提高，同时学到了许多实用的商业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说，非洲老板对这些中国打工者是老师和老板身份并存。
马东尼持有同样的观点，他称在广州的这批非洲生意人为——“寻找蓝海的探索者”。他们推动了广州局部地区的发展，客观上加速了理念、文化、商业等的国际交流，“消化”了因产能过剩积压的产品，有助于广州产业升级，树立起外向型贸易城市的形象，提高国际化水平等。
帮助
登峰街服务中心在非洲人中名气很大
每周有四天下午 像联合国在开会
每周日下午，总有一场中非足球友谊赛在白云区的飞翔球场开打。索马里人Jamal.BK，是非洲“爱华小家”队的队长。他来球队已有一年半的时间，很享受在中国的生活。足球，几乎是与非洲人拉开话匣子的重要工具。球赛由越秀区登峰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社工组织。这个中心在非洲人中名气很大。
每周有四天下午，这个中心便好似一个小联合国在开会。这里免费的中文学习班已持续开班两年。来自非洲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在此欢聚、学习。多时有二三十人，少也有十余人，上课就像开party，气氛很欢乐。中山大学人类学在读博士牛冬，既是专职社工，也是学习班的兼职老师。在他眼里，这些非洲“兄弟”是实实在在的弱者，他们“像是一条条离开自己水域的鱼儿”，他做的事，则是让他们能逐渐适应中国的水。
学习的内容广泛而实用。“我们往往会先做调研，看看他们想学什么”，每堂课都有不同的主题：交际、吃饭、进货、看病……每周还有一节课是学习写简单的汉字，央广“快乐学中文”的视频，也是上课的教材之一。
由于有一些非洲国家原本是法属殖民地，他们不谙英文而懂法文，中心的外国人部还专门请来广外法语系的老师与学生，作为兼职的中文老师。
除了中文课，该中心的外国人部还会组织各种各样针对外国人士的活动与比赛，比如上文提到的足球赛，不定期的登山比赛和歌唱比赛。还有不同的兴趣小组也将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非洲人国联结在一起，根据他们登记的兴趣，他们被组织为美食小组、乐器小组等，初来乍到的，还可以参加广州景点一日游。这些免费的活动，都显示出广州接纳这些外来族群的包容之心。
据了解，该中心外国人部成立于2011年，是专门针对登峰街非洲人聚居的情况而设立，现有四名专职社工，既有海归，也有名校毕业生，都是专业人士。平均每年他们为3000多人次服务，工作量非常大。他们成为广州联结非洲人的重要桥梁。不少非洲人都说，社工是自己在中国交的第一个“朋友”。他们对社工的依赖性也很强，几乎每位社工都试过半夜接到他们的电话，有的是求助，有的只是闲聊。社工黄海戈有一位来自乌干达的服务对象，此人回到非洲后，还不时打电话来找他，有时只是突然想起某个词，问问老师“中文怎么说”。
除了政府部门设立的机构之外，据了解，目前广州至少还有三四个NGO组织，做着服务非洲人群体的工作。官方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通过NGO为非洲人提供汉语培训、救助等活动，目前服务了近200个非洲人。
建议
研究非洲人社区的权威专家：
外国人管理法规亟须修订 广州或可参与
“广州需要全面收集和整理涉及广州非洲人群体的法律案件处理经验，纳入和参与国家《移民法》的立法工作框架。”中山大学地理科学和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志刚是目前国内非洲人社区研究的权威专家，他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广州需要和外交部、上级政府及国内智囊研究机构密切合作，在中非合作的大框架下处理广州非洲人的问题。
据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管理主要法律依据是《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和其实施细则，并且都是二三十年前制定的。在来华外国人数日益增多、复杂的情况下，现有法规明显滞后，已不适应当前的新形势。法律法规对非法居留外国人的处罚力也是问题，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外国人在我国非法居留，处罚5000元封顶，不少非洲人愿意交罚款而非遣返，这往往起不到警戒作用，不利于公安机关和其他部门对“三非”问题的查处。
部分受访的非洲人认为，非洲人已经视自己是广州一部分，漂泊到广州的非洲人权利还是太少，广州需要制定的地方法律法规，给合法经商居留的非洲人应有的权利和服务。
加纳学者博多莫在2013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指出，中非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是让两地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上能有相互理解。尽管会有一些负面的情况，但积极的意义总是大于消极的意义。背井离乡在中国的非洲人和在非洲的中国人，是两地人民交往的桥梁。
也有官员、学者指出，非洲人在广州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因非法定居造成的社会治安问题，这形成了对城市社会管理的挑战和文化认同上的障碍。“非洲人来到广州，所引起的与当地民族文化交流和对碰，完全不同于中西方文化交流，因为非洲移民并不是强势者而是处于边缘的地位，这对于已经习惯了西方文化境遇的我们来说，反而变成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文化疑惑。”学者崔无暇这样写道。
问题
收紧相关国家签证
应对跨国卖淫贩毒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政法组拟就的《关于我省外国人管理问题的调研报告》称：外国人在广东省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主要是偷渡、盗窃、抢夺、诈骗和走私。
广州大学有不愿具名的人士今年调研非洲人在广州卖淫情况，“由于牵涉我朋友，我不太能说太多。夏天的假期里我都是跟她们(非洲性工作者)接触，有3个女性最后回到了乌干达。”
“曾有非洲女性被欺骗到中国从事性工作，随着中国2012年收紧签证政策，人口贩子把目光聚焦到东非其他国家。根据我的调查，乌干达女性在广州已经很少。”广州大学调研人士告诉记者。
这些受欺骗女性回非洲相当不方便，“只有三种情形可以回国：怀孕、有小孩和有严重疾病。同时必须去指定医院检查疾病，中山三院是指定的。”调研者称，回程机票等各种费用约两万元，对于受欺骗女性来说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羊城晚报记者检索非洲各国国内官方报道发现，西非、东非地区人口贩卖和被欺骗到国外卖淫情况很严重。中国并非最严重目的地，她们在东南亚卖淫的情况更为普遍。
国际媒体今年10月31日的报道称，东非的肯尼亚是非洲遭到欺骗而被贩卖的人口始发国、中转国和目的地，目前上了美国国务院的黑名单。不少肯尼亚少女因为贫穷而误入色情行业。
中国驻卢旺达大使馆官网资料也显示，2012年4月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有3名女孩即将被当地犯罪分子欺骗到中国卖淫，犯罪分子要求这些女孩长得好看、身材苗条。最后关头其中1名女孩收到在中国的卢旺达同乡提醒：到亚洲她很有可能变成“性奴”(sex slaves)。最后3名女子才幸免。
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中就遇到一宗案例，该妇女据称来自卢旺达，来广州7年，从事性工作中意外怀孕，有一个3岁女儿和2岁的儿子。由于儿子出生后脑瘫，被她多次遗弃，也被广州的救助站多次救助。而她的“丈夫”返回后非洲便不再提供赡养费。记者通过中间人联系上该名妇女，试图弄清她的经历，但最后没有下文。“她不太愿意说这些事情。”中间人告诉记者，不过最近受到遗弃的孩子已经被她的“丈夫”办理手续从救助站带走，据称已带回非洲。
据悉，2012年后中国驻东部非洲国家的大使馆收紧了签证政策。中国驻卢旺达大使馆网站上也有相关提醒：非洲女性到中国就业需要工作签证，而这个很难获得。中国本身人口巨大，加上非洲女性有语言障碍，她们很难在中国找到工作。
贩毒是另一大毒瘤。记者在公安部门采访也了解到，2006年下半年来，非洲人在广州贩毒增长很快。
苏州大学研究尼日利亚问题专家郑宪副教授撰文指出，尼日利亚处在南美、亚洲阿富汗向欧美运送毒品的通道上，海外移民最严重的犯罪是贩毒，在欧洲和亚洲国家的监狱中，尼日利亚移民毒贩并非罕见。由于境外的非法犯罪，尼日利亚公民申请出国签证已成为颇有难度的事务。
有专家提醒，非洲人在广州，乃至东莞、佛山的地下卖淫、贩毒活动，警方必须保持严打态势。毕竟出入境部门和中国驻非洲大使馆并不了解在广州的这些非洲人到底做了什么，最终还需地方公安去监管社区里的外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