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在广州实施细菌战 成千上万粤港难民被害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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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东迅（曾用名沙才博），致力于调查研究核实侵华日军在粤进行细菌战与化学战，是研究广东近现代历史的知名学者之一。
中山大学医学院办公楼。当年曾是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广州兵站医院所在地。
中山大学医学院图书馆的纪念碑。原中山大学医学院旧图书馆被批准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档案
细菌战秘密进行生物战（细菌战）与化学战（毒气战），是二战时期日本当局蓄谋已久的阴谋。日本置1925年日内瓦《禁止使用生物化学武器国际协定书》于不顾，二战时期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都进行了以人体为试验的细菌战罪恶，杀害了成千上万中国人。1938年10月31日，广州沦陷第10天下午3时30分，日本华南派遣军波字第8604部队进驻中山大学医学院图书馆，号称“华南防疫给水部”的800-1100多名日本军，对外打着防疫招牌，实际上却在广州秘密进行时间跨度为6年11个月的罪恶细菌战，用粤港难民和中国战俘进行灭绝人性的活人试验和活体解剖，杀害了成千上万生命。据日本《化学战史》不完全记载，广州沦陷期间，日军还对广东先后实施了20次毒气战。
沙东迅的家里有满满几柜子的资料，这位77岁的老人被公认为调查研究侵华日军在粤进行细菌战与化学战之第一人，是研究广东近现代历史的知名学者之一。从1994年开始，他耗费了20余年时间在一件事情上———还原被日本人掩盖半个多世纪的日军在广东发动细菌战、毒气战的真相。实际上，时光无情，随着许多受害者、见证人的相继离世，沙东迅手中保存的很多资料，已成为对于那段阴暗历史的唯一铁证。
被掩盖50年的真相
日军8604部队老兵揭露广州细菌战内幕
侵华日军波字第8604部队大本营所在地（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图书馆）。
抗战时期，广州曾有过一支专门从事细菌研究和生产的日军波字第8604部队，这是一个早已被获知的事实。1949年，在伯力审判法庭上，曾担任8604部队长的日本细菌战犯佐藤俊二军医少将供述：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是在1939年间建立的”，这支部队“曾从事研究和大批生产过用以攻击中国军民的致命细菌”，“我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2月间领导过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
然而，所有的历史事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就仅仅停留在这么只言片语的几句话上。
“1994年1月下旬，沙东迅收到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郭成周教授的一封调查邀请信函，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编写《侵华日军的细菌战》一书，其中广州部分在国内尚无记载，成为历史的空白。希望得到支持，合作编写……”沙东迅回忆说，自己就是在那时接下这一任务的。
“当时对广州细菌战的所有资料只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中山医，一个是在广州滩石头曾设有检疫所，我们根据这些线索，找资料、查档案、实地走访，就这么找了二三个月，结果却是一无所获，一条有用的资料都没有找到。”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一筹莫展之际，郭成周教授寄来信函称，1993年，有一名曾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人丸山茂在东京参观731部队的罪行展览后，良心震动，在东京第一次揭露了广州细菌战的内幕。
这名1939年至1943年曾在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服役的老兵说：“当时我是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第一课细菌检验班的班长，部队对外称是华南防疫给水部，部队长是佐藤俊二。该部队机构庞大，是配备1200多名专业人员的师团级单位。本部下设6个课，其中专业将校100多人。”
丸山茂说，8604部队的第四课是生产鼠疫跳蚤和进行人体解剖的地方。因此该课被“用铁丝网围起来，禁止与外部人员的一切交往，食住等一切活动都在里面进行，很可怕，只有晚上点灯时才能看到里面的一些情况，里面的棚子里挤满了煤油桶，有时从外面运来很大的行李，连哨兵也看不到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地下室还有很多用福尔马林浸泡的尸体，第四课科长每天都进行人体解剖，煤油桶里盛着收集到的做鼠疫试验的老鼠”。
根据比对丸山茂提供的地图及与原中山医学院有关知情人员核实，沙东迅发现，日军细菌战本部及6个课均驻扎在现中山大学医学院图书馆旧楼及其附近，包括现中山大学医学院附属一院部分地方。在中山大学医学院还发现了原日军8604部队曾用过的、写有日文“係長室用”的旧木椅和从东京运来的医用铁柜两个（均有日本东京出产的金属商标）。
广州曾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
“部队长让我将肠炎沙门氏菌投放到饮用汤里”
当年广州南石头难民收容所的大门。
丸山茂成为撬开历史真相的一根重要杠杆。
“1942年4月份有一天，我和两名同事被派到广州滩石头收容所做疟疾调查。收容所所长场守喜知道后，显得十分担心，他把我带到珠江边没人的地方，很郑重地对我说，‘香港来的难民太多，收容所已人满为患，上面命令用细菌杀死他们。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直接听取部队长的口头命令，并发誓不把事情对外张扬。我首先在收容所内的4口水井投放了伤寒菌、副伤寒菌，因为难民不喝生水也不吃没煮过、没炒过的食品，这一计划没有成功。部队长又派飞机去（东京）军医学校取来肠炎沙门氏菌（副伤寒菌），让我将其投放到饮用汤里，在难民不知不觉中投放细菌，这个方法成功了，当天夜里开始出现了病人。沙门氏菌死亡率很高，陆续出现了死亡，死尸由（伪）省政府负责就地埋掉，在先埋的尸体上不断重叠堆放后来的尸体，到最后连掩埋尸体的土也没有了’。”
对没被毒死的难民，日本人采取扩散传播的恶毒措施。丸山茂说：“我还听说要将收容所的200多名难民转移到北江上游占领区以外地区，给他们发了数量不少的法币、粮食、衣服，这些人大概是感染了肠炎沙门氏菌未发病或者发了病未死的‘带菌者’，让他们作为‘菌种’在敌方阵地扩散。”
“按照军规，在前线作战3年以上者，可以分批返回日本，可是当时场守喜不能返回，又被派到新几内亚去作战，这大概是要封住他的嘴巴吧！之后我多次寻找场守喜，但是他一直没有回国。”后来听说场守喜改名加藤逃回日本，不敢回家而到处流浪客死异乡。丸山茂口中所说的“滩石头收容所”究竟在哪？沙东迅几经走访核实最终发现，“滩石头”就是“南石头”，在珠江河畔广州惩教场之北，日军侵粤后不久，把它改成广州南石头难民收容所，1941年的时候，南石头还设立有粤海关海港检疫所。
沙东迅辗转寻访到了曾在检疫所工作过的廖季垣，廖回忆说日军占领广州时，检疫所驻有日本卫生部队的一个班，有七八个人，穿军装、配有武器，他曾看见过两三个日本兵去捞孑孓、捉蚊子。
曾是南石头难民所难民的冯庆章，因四处流浪，没饭吃被拉进难民所。他写信给沙东迅，所写难民所里的细节，堪比东方奥斯维辛集中营。“不时有日本人来难民所宣传招人做工，选些青壮年，名义上是外出做工，实际上送去检疫所，开始几天让他们吃得好些，然后将其关入黑房，放蚊虫、跳蚤吸血，做活体试验，这些人便渐渐消瘦，直到死亡。一批批人从难民所出去，却不见有回来的。”他说，“日本人强迫难民打防疫针，但很多人打后发高烧、抽筋……没几天便倒地不起。这时，已建好两个大化骨池，死了的或快断气的都丢下化骨池。化骨池有4米多高，正方体，混凝土筑成……（尸体）放满后，加放药水封盖好，（过了）10到15天，开盖时多在深夜，臭气冲天……”
南石头难民所里的屠杀
6个抬尸人抬不完每天死去的粤港难民
侵华日军8604部队遗留的医用铁柜。（注：以上图片选自沙东迅著《侵华日军在粤细菌战和毒气战揭秘》）
南石头难民所里究竟死了多少难民？沙东迅力图找到更多的人证物证。
他第一次见到曾在难民所呆了4年的肖铮时，老人已63岁了，可对于那段记忆依旧刻骨铭心。
10岁左右，肖铮因为饿得实在受不了，自己走进了难民所。“没多久，我弟弟也因家里没饭吃来到了难民营。但弟弟吃了日本人的饭后，没多少天就开始经常性地全身发冷。”肖铮老人说他还记得50多年前的那天，弟弟说冷死了，他就把捡来的破棉被都往弟弟身上堆，但弟弟还是很快没有了呼吸……那年弟弟才7岁。
肖铮的父亲肖苏为了活命就帮日军抬难民营的尸体。当时有6名抬尸人，3张帆布床，另加一辆运尸板车，每天运尸数十具。但是，6个抬尸人还是抬不完每天死去的粤港难民。为了省事，日军就在难民所内建了两个化骨池。
幸存者何金告诉沙东迅的经历更令人惊心。1942年，何金的父亲因为烂脚，被强迫拉入南石头难民营，第二天就死了。后来何金花钱买通了难民营里的人看到了化骨池，化骨池里积满尸体，臭气熏天。他忍住恶心，翻开6具尸体才找到他父亲的尸体，然后运回广州石溪老家安葬。
到后来，化骨池也化不过来了。日军就雇人在南石头村南箕路一带埋尸体。挖开一条深沟，尸体填满后，就在旁边再掘另一道沟。
广州造纸厂退休老干部梁时畅是第一个发现侵华日军细菌试验留下遗骨的见证人。“1953年，我在广州造纸厂担任基建计划调度组长，选择南石头邓岗（即现在南箕路北段）建职工楼，在现场发现南箕路两侧半米深地下，埋葬着大量无棺木不明白骨。白骨越挖越多，沿着南箕路两侧足足100多米长的地下，遍布残缺不全的人骨，成型的筋骨、颅骨却很少。越往下挖人骨越密，层层重叠。每层都被30多厘米厚的泥土隔开，人骨堆积的厚度大约在20-40厘米，一直延续到2米多深地下。后来附近一位曾被日伪军强迫拉去掩埋尸体的老农民告诉我，这些尸骨是日军侵占广州后，从附近惩教场（即南石头难民收容所）运过来掩埋的。当时惩教场每天都死很多人，因为尸体太多，只能在上面掩埋薄薄的泥土。”
曾担任广州造纸厂基建办主任的沈时盛证实，从1953年到上世纪80年代，广州造纸厂两次建职工楼时都在地下发现大量尸骨，尸骨被迁移到增城小楼镇和花都市赤坭镇。
上世纪80年代负责广纸职工楼施工运输的民工队长曾丘模说，当年在南箕路两边挖一、二、三栋宿舍墙基时，挖出尸骨总数超400具。
“大眼鸡”上的难民冤魂
“满满一船人，只过了七八天就仅剩下三分之一”
当时南石头不仅有陆地上的难民所，还有一个船上的难民所。
1942年香港沦陷后的3年零8个月中，先后有104万香港难民迫于生计逃回内地。他们一般走以下3条路线：一条是东线，由香港经九龙半岛，越过深圳河，从内地进入广东（省），大部分人走的是这条路线；一条是西线，从香港坐船经澳门，从珠海进入广东（省）；一条是中线，从香港坐船绕过大屿山，从珠江口进入广州，从这条路线逃回的难民起码有几万人，而广州南石头难民营就设在这条路线的终点。
选择从海上逃难时，幸存者冯芳标才八九岁。他还记得，那个时候的船是风帆船，船头多画有两只眼睛，所以俗称“大眼鸡”。当时母亲何琼菊带着他、妹妹、奶奶共4人逃难回广州，船上有500左右难民。到南石头后，被日军拦住不给上岸，全体到船头去露天检查。如果认为有病，就被拉入（伪）广州海港检疫所，有入无出。天天检查，被拉去的人越来越多，在船上呆了差不多一个月，最后只剩下40余人。后来冯芳标一家靠一袋花生维持住了生命，通过红十字会的人逃脱了这个移动地狱。
1997年，上海一位叫何荣清的老人给沙东迅来信，诉说了与冯芳标相似的经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发现船上有跳蚤……约三天后，船上有人死去，第一个死的是婴儿……自此之后，天天有人归西……每天都是由日本人上船来指定这个那个的往外带人，最先选中的多是青壮年，都是只去不回……原来塞得满满的一船人，只过了七八天，就仅剩下三分之一左右了。”何荣清一家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乘着看管人员躲雨不备之机，花重金请小艇才得以逃出魔窟。
沙东迅分析，当时日军不仅杀害了关在南石头难民营里的香港难民，连停靠在难民营外面、珠江岸边船上的香港难民也不放过。究竟多少人被杀，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鼠疫跳蚤每月生产十余公斤
“病理解剖时……那是活体，心脏仍在跳动”
侵华日军8604部队进行细菌战研究的一个点（原为华南农学院旧拖拉机站）。
随着一个又一个受害者、亲历者、见证者被找到，这段历史真相被越来越多地报道与传播，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1994年底，以日本民间友好人士、邮政局职员糟川良谷为首的日本民间调查组来到广州，调查和拍摄有关细菌战的纪录片，78岁的老兵丸山茂也一路随行。看到了50多年前居住过的地方，丸山茂在广东省博物馆的留言簿上用日文写道：“人们本来应该用石头来打我，可是人们却用宽阔的胸怀来欢迎我，这使我感动得流泪了。”
1995年7月，第二次自费来广东调查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糟川良谷，亲自向沙东迅提供一份《对井上睦雄的调查访问记录》，并委托他译成中文公开发表。这份记录，是糟川良谷1995年7月20日在日本找到原8604部队老兵井上睦雄，讲述其当年在广州亲历的4000字谈话记录。其中谈到，日军曾对中国抗日游击队员进行活体解剖，并养了50万只老鼠，每月生产10-15公斤的鼠疫跳蚤，进行鼠疫战等的重要情况。这是继1993年11月原波字第8604部队班长丸山茂之后，又一名8604部队原队员揭露侵华日军在粤实施细菌战的新罪证。
井上睦雄说：“我1943年2月随部队进驻原中山大学医学院，被分配到第四课病理解剖班。第四课还有昆虫班、疟疾班。昆虫班主要从事鼠疫跳蚤的培养，疟疾班从事马、猪、鸡的霍乱研究。我所属的病理解剖班里，解剖开刀者是病理班班长桥本敬佑。桥本解剖尸体的内脏时，我们同时切开头盖骨。病理班多时每天得到四五具尸体，一天都解剖不完。被解剖的尸体里男性居多，也有少数女性、小孩和老人，还有被称作中国间谍的人。病理解剖时一看就知道那种尸体的额头是遭到了日本宪兵队枪击的，额头有时即使被子弹击中而引起脑震荡但不致死，确切地说，那是活体，心脏仍在跳动……地下室里有浸尸体的水槽和很多用福尔马林浸泡、装在坛子或大瓶子里的头颅、内脏标本，被解剖的人有50个以上。”
“我记得1944年空袭变得激烈前接到增产命令：鼠疫跳蚤每月需要10公斤，就得生产15公斤。空袭开始后，如果美军不久在中国南海岸登陆，这种鼠疫战将发挥最大作用。1945年6月24日，8604部队的一栋老鼠饲养舍和鼠疫跳蚤的培养设施（混凝土建筑物），被（美军）二十五六架B29型战机编队炸毁。”
这是一个全新的、真实的亲历者证据。至此，波字8604部队在广州生产鼠疫跳蚤，并从广州向外空运的历史事实已经没有任何被怀疑的余地了。
参考资料
《揭开“8604”之谜———侵华日军在粤秘密进行细菌战大曝光》、《日本侵华细菌战》、《战争与恶疫———日军对华细菌战》、《广东抗日战争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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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采写：南都记者 尹来
摄影（除署名外）：
南都记者 林宏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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